红杉资本沈南鹏:企业需在发展和内控当中达到平衡

红杉资本沈南鹏:企业需在发展和内控当中达到平衡

安科网讯 11月18日午间消息,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企业家论坛上,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现在企业在发展和内控当中没有达到一个平衡,很多年轻的互联网企业想的就是高速成长、市场份额,但每个企业的发展背后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即内控。

沈南鹏表示,“内控”传统上这个词用于财务,普遍意义上是财务内控,但技术内控其实也很重要。现在企业除了财务审调以后还有技术审调,数据隐私问题、IP的侵权问题,还包括刷单问题,都是需要注意的。

在沈南鹏看来,内控机制必须得到企业领导人包括董事会到股东的高度重视。因为这在中国互联网里面也是诚信问题的一部分,加强内控方能真正在这个问题上解决潜在的风险。(徐利)

以下为沈南鹏对话摘录:

和大家分享一下的例子,过去十一年在中国投资了三百多家企业,里面有不少企业,我相信我们能够有非常好的回报,有多家已经变成了百亿美金级的,很多是我们非常自豪的。有一家公司在三百多家公司里面它很低调,肯定不是最赚很多钱的,但是确实是我们最骄傲的企业,这家公司叫中和农信,这家公司我们在七年以前和IFC一起联合进行了投资,这个机构原来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下面的小额信贷部,在我们投资以后,把它转换成一个社会化的企业,做了什么呢?中国有很多很多小额贷款企业,但是这家是很不一样的,做的是农村最后一百米的普惠金融服务,它服务的对象是95%以上是在农村的这些家庭。

尤其是妇女,拿五千块到七千块钱平均的贷款来进行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今天它已经覆盖了250个县,贷款余额70多个亿,总额大概三百亿左右,服务了中国三百多万农村人群,我们做了很重要的事情,投资完以后,一方面是风控管理,另外最主要的通过技术手段提升管理效率。大家想想250个县,大部分是中国最贫穷的县,其中90%是中国的贫困县,怎么来管理?如果一个贷款一年几十亿的公司,如果在每个县都有两到三位信贷员,这个管理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成本太高了,当然我们是一个社会企业,我们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我们要自己能够自我造血,通过互联网的手段,今天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借款人和放贷员通过互联网的手段上传信息,包括后面的还款,也全部通过这样的技术手段来实现,通过智能手机来实现,这个我感觉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扶贫,这样的社会化企业,才有可能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

这是一个让我们特别骄傲的,因为第一技术手段帮助一个社会化企业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规模和水平。我们相信像这样的例子将来还会很多很多。给大家爆个料,这个公司很快就会获得一个我们中国的超级的互联网巨头的战略投资,我希望在这以后,这个公司也能够迈一个新的台阶,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超过三十年的坏账率低于1%,验证了我们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理论。

刚刚周董提到,资本对企业有选择性,当然企业对资本也有选择性的。我们现在企业的时候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企业在发展和内控当中有没有达到一个平衡,我们投了很多年轻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想的就是高速成长、市场份额,但是确实每个企业的发展背后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内控。内控传统上这个词用于财务,财务内控,其实非常重要的是技术内控,现在企业除了财务审调以后还有技术审调,这里面有一些数据隐私问题有没有处理好,有没有IP的侵权问题,还有包括刷单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里面也是诚信问题的一部分,这些我感觉一个是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包括董事会到股东,必须高度重视,同时有相应的一个机制,你有财务部门,你干嘛没有技术的内控部门呢?一样需要有。这样的话才能真正让企业有效的在发展当中有一个机制,机制非常重要。另外你不能防范某一个员工或者某一个区域部门做出一些踩红线的事情,但是只有企业本身在内部有这样一个内控机制,才能真正在这个问题上解决潜在的风险。

你刚刚提到了关于就业的挑战,我感觉光说就业不是最重要的关注点,一方面大公司招募人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另外一方面相当的就业是被高成长的创业企业吸引过去。我拿香港举例子,香港的经济当然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挑战就是从传统的金融服务房地产希望往新兴产业转,什么是新兴产业,今年我们和香港六个高校教授联合发起了孵化器,马化腾也是这个孵化器的荣誉主席,我们希望在香港创造一些有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一方面想吸引中国的优秀的科技公司到香港去,包括海外的科技公司到香港来。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希望通过香港已经有的科技力量,能够创造一个创业的环境,和中国大陆相比,香港的创业生态体系还不是特别完善,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孵化器,通过这样一个公益组织的推动,能够帮助更多的不管是技术拥有者,还是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能够在技术转换成产品当中做出一些尝试,这样的方法恐怕可以给香港经济带来一些新的活力,同时我感觉可以创造有质量的就业机会,而不是让一些优秀人才在香港大学研究所毕业以后又回到本来的地方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和投资可以推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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